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沟通“一带一路”, 还有科技政策“立交桥”​

政策驱动 引领未来——“一带一路”国家研究人员共谈科技创新

来源:www.casted.org.cn

日期:2019-08-15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技创新也逐步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程。8月7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院)、长城战略咨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和技术战略研究(CISTRAT)与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智库网络–科技创新政策及实践研讨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1个国家的27位科研人员齐聚一堂,共商科技创新发展议题,通过交流、研讨与互相借鉴,提高各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及实践水平。

发展当先 中国不断推动科技创新

中国近年来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与实践。“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科技政策的核心内容。”战略院院长胡志坚向各国与会者如是说。他指出,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政策制定需瞄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

战略院副研究员高懿表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政策旨在强调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协调协同创新,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健全人才发展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未来发展旨在加强基础研究,发挥原创知识在产业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优化知识资源的宏观配置,促进整体协调发展;改善创新创业环境,共享创新发展成果;消除知识流动障碍,引领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创新管理。

战略院研究员丁明磊指出,中国的产学研合作与技术转移近些年取得了突出的成效,相关法律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尤其在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并颁布实施后,大大激发了各类创新主体进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涌现出许多新的技术转移模式和做法,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略院研究员何光喜介绍,科技工作者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双创”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科技人员的创业意愿大大提升。例如,有过初步创业考虑的科技人员比例从2003年的20.1%上升到了28.2%,已经开始创业的科技人员则从0.9%上升到2.5%。同时,科技人员创业仍面临可转化成果不足、缺乏创业培训以及部分“双创”政策面临落实困难等挑战。

战略院研究员张俊芳介绍,2017年中国研发总投入1.76万亿元用于研究与开发,科技的融资环境不断向好,截止2018年底,创业投资机构已达2800家,仅次于美国;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扶持,科技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国际投资不断加大,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全球占比11.1%,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直接投资近3000家海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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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外国专家畅谈技术孵化

    关于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和技术孵化领域的实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有独到之处。

泰国国家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政策委员会的奈亚娜·普莱彭介绍,泰国的发展依次历经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和创新驱动型发展四个阶段。如今施行的第四阶段更加注重现代化的发展,帮助社会提升收入。近年来,泰国开始施行“二十年国家战略”,通过“平衡管理各社会部门”“提高社会稳定性”“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环境”等主要策略,加强与邻国或地区商业合作、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勤保障,以达到良好高效管理、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工资增长。普莱彭指出:“泰国已建立6个科技园区,将全部用于经济和技术孵化,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服务于制造业和服务行业。”

埃及国家研究中心教授马姆杜·莫瓦德·阿里·哈桑介绍,该中心成立63年来,致力于加强国民经济、服务国家关键技术,在科技相关的各个领域开展了系列基础和应用研究。当前,为实现国家科技水平升级和加速知识扩散,不断加大对外科技合作、科学服务和咨询、高端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中心于5月启动建立科技园建设,重点吸引纺织、应用工程技术、生物技术、先进材料等领域企业。期待未来在海水淡化、可再生能源、纳米技术、可持续农业,及孵化器和科技园建设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

    塞尔维亚诺威萨德大学教授及孵化器经理铎德·西里奇表示,塞尔维亚已在两个地区建成科学孵化园区,未来还将有3个园区用于科技创新孵化。以诺威萨德大学为例,该大学教授可自己创立公司,目前公司数量已达140家。这些公司每年有2.5亿欧元收入,共有6500名工程师。公司收入每年增长23%,员工数量每年增长22%。

    “伊朗目前有43个科学园区,192个孵化器,12594间实验室,686间研究机构。”伊朗帕蒂斯科技园计划办公室主任科迪亚·艾美莉恩说。伊朗的科学技术发展始于1990年,重点发展高等教育,2000年开始加强科技研究,2010年开始研究创新转变,发展知识经济。未来,伊朗还将推进本国科技产业孵化的4个技术目标,依次利用科技创新制造商业机会,提升销售技术,新设更多工作岗位,从而为伊朗积累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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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 交流、借鉴科创经验

伊朗科研人员表示,伊朗拥有一套奖励系统,可通过该系统筛选出一些优良的研究成果。如研究员发表的著作、文献被SCI等录用发表,奖励系统会为他们发放相应的奖励奖金。

战略院研究员何光喜表示,近年来中国高校重视对论文发表等成果的奖励,这是当前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巴西科研人员提出,在社会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企业和个人不愿触及创新变革,中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针对科技创新的实际激励机制是什么?高等院校成立的技术公司在这些高校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战略院研究员丁明磊指出,现在中国很多高校科研院所通过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技术入股、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建设大学科技园、与各类众创空间孵化器合作等方式促进创新创业。

泰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公参Pasupha
Chinvarasopak(陈善意)女士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加强合作,以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才能为新兴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通过人才和技术流动,在各国及多边合作中开发创新技术。希望本次研讨会的参与者能借此机会加强与中国的科技创新合作,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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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为新兴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员共谈科创政策制定与实践-国外科技动向-国际科技频道

沟通“一带一路”, 还有科技政策“立交桥”​

来源:科技日报

日期:2017-07-19

  李克强总理6月访问德国,拿下4大“成果”的同时两国相关部门还分别出台《中国战略》和《德国战略》,为大国“科技合作”再添华章。《德国战略》的发布就离不开一个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科学和技术战略研究与培训中心”(CISTRAT)的机构,它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活动。

  CISTRAT于2012年成立,是UNESCO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第一个聚焦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领域的研究与培训的二类中心。中国与德国、美国、欧盟、东盟、非洲等地区的科技战略领域的合作由这个平台提供研究支撑。

  “UNESCO下设的一个‘二类中心’看似不起眼,但是,若将视野放宽到‘一带一路’合作背景下,各国间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机构就像一座立交桥,既能将本国科技界与政府界人士联系起来,又能帮助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教科文组织的联系。”

  日前,CISTRAT接受了UNESCO为期一周的评估,评估专家建议UNESCO与中国政府续签合作协议。

  传授科技规划制定“秘笈”

  CISTRAT利用自身国际合作平台,借助理事会成员所在机构拓展合作,引进知名专家参加国际研讨会,分享各国科技创新政策发展经验,开拓国际合作模式。

  “中国的科技实力备受国外关注,在发展中国家已有一个经典印象——秘密武器在于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CISTRAT研究员陈宝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来自政府部门的学员往往对中国的规划制定兴趣十足,回国后也在积极采取相关行动,比如蒙古兴建科技园区、越南建成国内第一家科技交易所、  泰国开展科技计划……这些行动都同相关国家与CISTRAT的交流合作有一定关联。

  成立5年来,该中心一共培训了来自34个国家的百余名学员,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员六十余名。除听课外,学员参加了其他一些活动如G20企业创新论坛等,还实地调研了中国科技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地。

  在合作中增添“中国元素”

  相比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帮扶,与发达国家和教科文组织的科技政策合作更表现于双方合作研究与探索,中国的科技统计与调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科技统计方面,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局是世界领先的。怎么与之合作?“不断贡献中国智慧!”CISTRAT研究员玄兆辉告诉记者,从2012年做中国的科技创新调查开始,CISTRAT不断申请国际合作项目,借鉴标准框架,并为之增添中国创新元素。如今,中国的科技创新指标和创新指数报告深受国际社会关注。而目前,在欧盟框架下,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的关于“负责任的创新”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正在实施中,CISTRAT课题组在为该项目增添独特的“中国元素”。

  “软硬兼施”打通政学两界壁垒

  科技界政策研究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有着相去甚远的距离,但为了制定、落实好科技创新政策,科技政策制定者需要从科技政策研究者那里汲取养分,科技政策研究人员也应了解政府运作的常态,避免纸上谈兵。通过合作打通壁垒是各国通行的办法。

  在美国,有一种叫“国会研究员计划”的尝试,具体做法是,选派一些科技人员到国会议员或议员助手的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以便加深拥有决策权的国会议员与科技界的联系。“他们熟悉了解了美国国会科技政策制定过程,这样,他们今后若提交政策建议就比较有的放矢。”武夷山说。除在本土,美国还将这种做法拓展到澳大利亚和东盟等国家与其合作的机制中。

  “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难点在于,他国可较轻松地了解目标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而要想进一步了解主宰着该国科技决策过程的‘软科学’方面的内容,往往无处着手。”武夷山表示,今后要想进一步改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中国可学习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不仅要使合作对象国了解中国科技的硬实力,而且要争取帮助对象国改善其科技决策、科技咨询模式。只有这样“软硬兼施”,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合作效果。在这方面,CISTRAT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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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亮

(除署名外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链接:沟通“一带一路”, 还有科技政策“立交桥” –中国科技网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程亚惠
谢诗佳):7月2日,2019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的第二天,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依然受到各方关注,除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同样成为热门议题。在“中国崛起为科技强国”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表示,随着中国对科研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中国正在重新绘制世界科学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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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为科技强国”分论坛现场。 摄影 程亚惠

中国创新创业已经形成浪潮

据了解,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迅猛,科研支出翻了一番,科研人员数量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科研人员的国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作为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创新创业已经形成一种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

胡志坚说,中国产业结构主要处于中低端,目前对新技术的需求特别强烈,特别需要新技术来改造自己的产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自然》杂志主编Magdalena
Skipper表示,今年5月份,《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统计了“一带一路”的科研成果,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科研合作,中国的科研能力快速增长,近年来对国际科学研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中国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研究

在谈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研合作时,胡志坚说,未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基金是开放的,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修建路桥这种狭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层面,还包括广义的基础设施,即科学研究的能力。中国希望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让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应用数字技术,继而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胡志坚还介绍,目前科技部制定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科研计划,其中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当地合建实验室,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其次是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园,鼓励当地人创新创业,将科研成果发展为产业;第三是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提供科研补助金等;最后,将提供教育方面的支持,给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名额会越来越多。

科学无边界 与会嘉宾呼吁开放合作

在本次分论坛上,“合作”是一个被频频谈及的词汇。

胡志坚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已经发生,当下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开放的,因此对新技术、对人才需求特别强烈,要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进行。

北京大学研究员刘颖说,科学没有边界,科学已经从原来的单打独斗转向了跨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应对全球挑战。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例,这个工程汇集了六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耗时三十年,最后的研究成果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人类基因组计划让全球科学家看到,开放的合作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重大。

阿联酋高级科学国务部长AL-Amiri表示,合作一直是阿联酋发展的主流战略,拓展与中国合作的边界对于阿联酋非常重要,能够帮助阿联酋寻找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全球要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彼此借鉴,求同存异,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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